1933年秋，不甘心失败的蒋介石在经过半年的准备之后，纠集100万军队向各革命根据地发动进攻，其中以50万兵力从9月下旬起进攻中央苏区。由于博古、李德等人的错误决定，广大红军浴血苦战一年，终未粉碎敌人的这次“围剿”。1934年10月16日，中央红军各部队在于都河以北集结完毕，从17日开始，中共中央率中央红军主力5个军团和直属部队8万余人渡过于都河，从这里踏上长征之路，开始远距离的战略转移。

（一）

1934年5月，国民党军已经占领龙冈、广昌、建宁、泰宁、归化、筠门岭等地，对中央苏区的包围圈越来越小，形势十分严峻。广昌失守后，中革军委在瑞金召开会议，讨论失败原因。会上，张闻天严厉批评李德的指挥，认为与国民党军硬拼，进行阵地争夺战和消耗战，造成巨大牺牲。同时，对博古事事听从李德，张闻天也不以为然。他讲，“我们中国的事情不能完全依靠李德，自己要有点主意”。张闻天的发言引起与会同志的共鸣，在军委层面上形成了对李德的批评和质疑。

5月下旬，随着国民党各路“进剿”大军的步步紧逼，中央苏区形势愈发危急。在博古的主持下，中共中央书记处召集会议，讨论反“围剿”的形势和之后的作战方针。临时中央向共产国际提出两个方案：一、在国民党军队持续逼近的情况下，把红军主力转移到新的地区，吸引敌人尾随，开辟新战场；二、坚决在中央苏区抵抗到底，进行游击作战，利用群众基础和熟悉地形的优势打击敌人。共产国际远东局接到报告后，认为两个方案应该结合起来，即在必要的时候红军主力可以转移，待时机成熟再恢复中央苏区。

1934年6月，共产国际执委会研究了中国革命形势和中央苏区境况后，给中共中央回电称：如果形势严峻，可以“撤出有生力量，使之免遭打击”。与此同时，共产国际还建议中共中央应为转移做以下几方面准备：其一，成立运粮队，为红军转移建立粮食储备；其二，派遣红七军团北上，吸引敌军注意，为转移赢得时间。这实际上同意了把红军主力转移至新地区的设想。

1934年7月，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逐步从打破“围剿”向“突围转移”变化。7月6日，红七军团6000余人从瑞金出发北上，经过长汀、永安，随后进入福建，在短时间内取得了尤溪口和樟湖板两次战斗的胜利。8月下旬，红七军团抵达闽东，建立游击区。8月7日，任弼时率领红六军团近7000人向西转移，准备与湘西的贺龙会合。这两路队伍，北上的主要起牵制作用，西进的主要是投石问路，为中央后续行动作铺垫。因为主力红军最初的转移计划，就是向红六军团靠拢，只是后来几经变迁，才辗转到陕北。

除去战略部署外，物资、人员准备也都在有序进行。首先是粮食，长征前，中共中央突击收集了一大批粮食，为出发打下了良好基础。其次是弹药与人员的补充。转移决策作出后，红军开始有意避免与国民党军正面对攻，尽可能保存有生力量。长征前弹药生产量增加了六倍到三十倍，并且特制了大量的棉被衣物。在军需装备方面，耿飚回忆，出发前，“师部不断通知我们去领棉衣，领银元，领弹药”；李一氓则看到，很多人搞来较新的雨衣、水壶、油纸雨伞、大电筒等，为转移做着积极准备。

红军在转移前还大量补充了人员。据不完全统计，在长征前的两个月，扩红1.8万人。这个成绩非常了不起，要知道，经过五次反“围剿”战争，苏区不仅范围缩小，而且人口也锐减，在这样的环境下，仍能进行大规模的人力动员，实际上很不容易。

转移前，很多带不走的武器和绝密文件都被有计划地处理掉了。据周恩来的警卫员魏国禄回忆，到了9月中旬，发现司令部各单位，每天晚上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就有人大批焚烧文件，一夜、两夜，一连几夜地烧个没完。焚毁机密文件，不使之落入国民党之手，主要是为了保障后继行动的安全。

（二）

长征出发前，苏区领导机关被编为两个纵队，即军委纵队和中央纵队。军委纵队由叶剑英任司令兼政委，中央纵队由李维汉任司令兼政委。1934年10月10日，这两个纵队出发，13日，抵达于都河附近。毛泽东此前在于都县作调研，返回瑞金后，被编入中央纵队。

红一军团原本在高兴圩阻击国民党军，10月6日接到命令后，向于都进发。红三军团原来在石城作战，接到军委命令后，于10月12日出发，两天后抵达于都。红八、红九军团也于10月12日前集结完毕。最晚撤离战场的是红五军团，红五军团在接替红三军团防务后，一直阻击敌人到17日，才把防务交给地方部队，而后抵达于都县北部。

10月17日，参加转移的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部队集结完毕，共有8.6万余人，步枪3万支、迫击炮38门、弹药140万发，以及从苏区工厂拆卸下来的大量机器、印刷机等物资。光为运输这些东西，组织的挑夫担子就有3000多副。

10月17日下午，红一、红三军团作为先锋队渡过于都河，揭开了中央红军长征的序幕。红一、红三军团后面是中革军委的两个纵队，在他们左右有红八、红九军团作掩护，后方担任护卫的是红五军团。对于出发情景，聂荣臻后来回忆说：“过于都河，正当夕阳西下。不断地回头凝望中央根据地的山山水水，告别在河边送别的战友和乡亲们。红军战士大多来自江西和福建，根据地人民给了红军最大限度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鼓励和支持。想到这些，我不胜留恋。”时任红一军团第一师一团团长杨得志则回忆说：“战争年代，出发和上前线，上前线和打仗，几乎是同义语。以往，部队的指战员们听说要上前线，不用动员也会‘嗷嗷’地叫起来。但这次出发，气氛却截然不同。虽然当时谁也不知道这是要撤离根据地；谁也不知道要进行一次跨越十一个省的万里长征；谁也不知道此一去什么时候才能转回来，但那种难分难舍的离别之情，总是萦绕在每个人的心头。赶到于都河边为我们送行的群众中，除了满脸稚气、不懂事的小孩子跑来跑去，大人们的脸上都挂着愁容，有的还在暗暗地流泪。连我们十分熟悉的高亢奔放的江西山歌，此时此地也好像变得苍凉低沉了。”在依依不舍中，红军主力与根据地民众挥手作别，开启一段伟大征程。

1934年10月20日，红军主力部队全部抵达国民党军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——东起信丰，北至赣州、大余，南北长120公里，东西宽50公里。粤军在这里驻扎有3个师，整个封锁线上碉堡密布，还配合有铁丝网等工事。

21日上午，红三军团向信丰之敌攻击，经过半天的战斗，击溃守敌。与此同时，红一军团也向新田之敌进攻，全歼300守军。23日，红一、红三军团联合向安息进攻，因敌人增援很快赶到，红军主力绕道架设浮桥，渡过桃江。随后跟进的军委纵队和殿后部队于24日渡过桃江。

中央红军全部渡过桃江后，意味着粤军的第一道封锁线被打破。10月26日，红三军团向大余县进发，红一军团进入广东南雄、乌迳一带，粤军第一军参谋长余汉谋得知后急忙调集部队，企图左右包抄大余县，截断军委纵队和后续部队。红八、红九军团一方面阻击敌人进攻，另一方面迅速掩护军委纵队渡过章江。30日，中央红军全部离开赣南，向湘西挺进。中央红军正式踏上万里长征路。

（三）

主力红军有条不紊地准备长征之时，也有一部分队伍留下来坚持游击战争。留下来的部队有：中央苏区军区直接指挥的第二十四师和独立三团、七团、十一团；江西军区的一、二、三、四团；赣南军区的六团；闽西军区的三个团；加上各县独立营，共有武装力量约3万人。这些部队主要集结在瑞金、会昌、于都、宁都4个县城之间的“三角地区”。依照中央军委的指示，这里已经划定为基本游击区和最后坚持的阵地。中央给中央分局规定的任务是：保卫中央苏区，保卫土地革命的胜利果实，在中央苏区及其周围进行游击战争，使侵占中央苏区的敌人无法稳定其统治，并准备配合红军主力，在有利条件下进行反攻。

游击队在项英、陈毅等人的带领下，坚持英勇无畏的斗争。然而，敌人的包围圈越来越小，他们每侵占一地，就进行灭绝人性的“清剿”。卷土重来的豪绅地主还组织了“还乡团”“暗杀团”，无数坚毅不屈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害。

为保存革命力量，陈毅等人带着部队左右突围，顽强应对。据陈毅回忆，最初对于突围路线有过分析：第一条路是往东，到福建去，那里是老苏区，且距香港较近，但高山大岭，又逢雨季，敌人封锁太严。第二条路是到东江去，那里距离较近，两天两夜可以赶到，但那里是沿海地区，公路网、电话网交织，敌人交通便利，军阀和地主武装都很强，而且没有根据地可依托，站不住脚。第三条路是到井冈山去，这里过去是红色根据地，估计还有游击队，但要过赣江，敌人控制得很严，过不去。还有一条路是过五岭，到粤赣边界去，这里敌人虽强，但我们的群众基础也强，过去的红二十二军就是在这里建立的。于是最后决定到粤赣边界去。

粤赣边区三年游击战，基本是以油山为中心。红军战士为保留革命火种，经历严峻考验。据陈毅讲，住的方面，刚开始还能搭茅棚子，很简单，弄点树枝茅草，就搭起来。如果条件许可还可以用竹子搭，把竹子破成两半、在棚顶上排起来，像琉璃瓦。后来因为棚子目标大，不能住了，就用雨伞。下雨天，大树底下把伞一支，背靠背便睡起来。天晴，就往坟山的石板上一躺，卧看星星月亮，与天地同归了。吃的方面，“断粮是常有的事”。走路也要非常小心，例如，不能走大路，只能拣无人走过的地方走；走路时不能讲话，不能咳嗽，更不能留下脚印。为了消灭形迹，走过之后还要把踩倒的草扶起来。下雨天走路，走走又退回来，或者干脆就在河沟里走，而且不能失落任何东西，否则东西顺流而下，敌人发现又要跟踪而至了。

历尽千辛万险，红军最终扛过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，顽强地生存下来。全面抗战爆发后，南方8省的红军游击队（除琼崖游击队外），集中整编为新四军。

在那种艰难的情况下，为什么革命仍然生生不息，火种仍然得以保留？

陈毅后来回顾这一段历程时，深有感触地讲，第一条是坚持了民主。民主，是革命军队内部生活的重要准则。越是在艰苦困难的情况下，越要充分地发扬民主。游击队严格地保持着红军的传统，坚持官兵平等，实行经济民主，打土豪得来的钱大家分着背，有什么开支经过民主讨论，定期公布账目，人人都是这个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的成员。

还有重要的一条，便是保持艰苦朴素的生活。这在那种困难条件下更有着特殊的意义。陈毅说：那时钱很少，但大家一样忍受艰苦，吃草根，打赤脚，上上下下谁也不特殊。这样，保持党的作风，表现在日常生活上，不让党的政治面目受到损害，才能加强内外的团结。正是因为保持和坚持了红军的优良传统，革命火种才生生不息。